一
最近几年，我闲情过剩，于是想系统地读读书，试着研究一些问题。而这时，我选择的“课题”，除了永远读不懂的“易学”之外，就以比较感兴趣的东坡之题为主。因为我对历代世人所景仰的苏东坡，有一种说不清又解不开的情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作为苏东坡最后贬谪之地儋州的后代，虽然对苏东坡没有太多的研究，认识不深，但从小就有一种“儋州人陋文不陋，东坡教益是源流”的认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传播东坡文化的责任感。当然，我才疏学浅，不可能做到很多，只想尽绵薄之力而已。
我的认识应该说是来自于受东坡教益的祖上的意识传承，也来自于后来我对苏东坡诗文和人生经历的感悟。这些意识和感悟，属于一种本能的灵动，也属于一种文化形态的知觉。本能的灵动，使我对苏东坡苦难时超脱自我的心态有一定触动心灵的感受；文化形态的知觉，使我深深地着迷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
说到“文化形态”，我想起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中说到：“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就全人类的情况看，正如文化是多元的，价值也是多元的。”对苏东坡的认识和感悟，我还不能从价值观上作太多的思考，但我确信它有多元化的价值。而我不是冲着它的价值而来，它具有的多元化的价值内涵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我不可能研究出什么。邓立勋《苏东坡论》中指出：“苏轼的生存智慧与生命智慧来自于对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理解和实践。”我也没有水平理解儒、释、道那些高深莫测的思想理论。我只想从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和文化现象中，作一些简单的思考，然后试着告诉人们我对于苏东坡的一些感受。这算是为传播东坡文化出力，也是比较羞涩地表达我对苏东坡的感悟。
记得小时，我多次游览中和东坡书院。那时，对于苏东坡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每次我都会莫明其妙地若有所思。年长后，每次亲临中和东坡书院，都会情不自禁地吟咏东坡诗词，都在想像东坡生活起居和传学的身影。而追随东坡足迹的想法，却是近几年才有的。苏东坡生于四川眉山，他的一生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他曾任风翔、杭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密州、湖州、定州的地方官，也曾任皇帝老师和京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多次被贬，贬谪之地，足迹斑斑，情景感人。我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追随东坡的足迹。当然，我不可能亲临苏轼所有的遗址。苏轼遗址应包括他出生、游宦、贬谪、逝世和安葬的地方，据统计它的足迹涉及11个省、18个市县。我只想，有机会就亲临一些主要的地方，随着自己的心境感悟一番；如果没有机会亲临，就作一次“梦游式”的追随，“梦幻式”的感悟。
二
我没有去过苏东坡的故里----眉山，但我听说，眉山境内有一座秀丽的彭老山。据说，苏东坡出生前几年，这座山忽然变得荒瘠起来，百花不放，草木枯萎，飞禽走兽消声灭迹。这当然是一个不能确信的民间传说，但是它却成为北宋蜀地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的来由。
我知道眉山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眉山县志》说这片土地“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据说，两宋三百年，眉山就有进士八百余名；苏轼和他弟弟苏辙进京参加进士考试那年，眉山一县举荐参加礼部进士考试的竟达四十五人，进士及第的就有十三人。当然，“三苏”是这八百余名进士中最突出的。这会让我对眉山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对“三苏”的渊源家学无比崇敬。“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这是苏东坡《答任师中、家汉公》的诗句。这是他对小时家境的描绘。这个“小康”的书香之家有优雅的外景，也有丰富的藏书。这家人勤谨自足又注重“家教”，培养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1963年朱德元帅到眉山，挥笔抒怀：“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说起苏氏“家教”，必须得讲讲苏东坡的母亲。苏东坡母亲程氏，大家闺秀，知书识礼，相夫教子。从现存的资料来说，少年天才苏东坡的成长，一是得益于眉山浓厚的文化气息。王水照、崔铭《苏轼传》指出：“到苏轼出生的年代，已经有很多蜀地士人‘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崇尚读书的风气日益浓厚。”二是得益于正确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得到母亲的悉心教导。《宋史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概然太息，轼请曰‘轼若干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关于这点，黄玉峰先生《千古风流人物》一书中也阐述过：“关于苏轼的成才，除了天分特高之外，我以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社会风气重视文化；另外一个原因是家庭的氛围。”
自古以来，到眉山瞻仰苏东坡故居的人难计其数，我何时有幸瞻仰呢？当年著名诗人陆游瞻仰苏东坡故居时，面对灵山秀水，追忆先贤风采，感慨万千，挥笔写道：“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据记载，陆游是在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时写了这首诗。也许现在“披风榭”已不存在，但如果我到眉山，一定瞻仰“三苏祠”，一定寻找“披风榭”的遗迹。
三
密州和徐州是苏东坡任太守过的地方。我都没有机会去过。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升密州太守。密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苏东坡在密州太守任上，特别关注民生，很得人心。一上任就治理蝗灾，同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密州赋税。密州很穷，丛林大泽中常有剪径大盗，也有因穷而在路边的草丛中弃婴的习惯。苏东坡捕盗打黑不留情，又从官钱中拨出专款救济贫穷母亲，解决“弃婴”陋俗。他忙于政务，在田坎上写公文，文不加点。但是他忙里偷闲，有时也会率领当地军民进山打猎。熙宁八年十月，为答谢常山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苏东坡亲往祭祀，归来途中，与同僚们举行一次会猎。他倚马山坡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金秋送爽，左手牵猎犬，右手擎苍鹰，锦帽貂裘，宝马利箭。写出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此词是苏东坡词的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中写到：“从题材内容到意境风格，完全突破了传统词作的樊篱，从此，苏轼的词的创作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一步，一种崭新的词风正式形成，一个革新的词派由此出现，唐宋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密州，苏东坡还建造“超然台”，题写《超然台记》。中秋节，他在超然台上大醉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千古咏月名篇，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吴潜《霜天晓角》写道：“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我没能全面理解苏东坡超旷飘逸的豪放风格。但每次吟咏此词，也能体会到境界高远，意味深长，情味厚重。
熙宁十年（1077年），苏东坡迁任徐州太守。他在徐州是一个大英雄，因为当年澶州黄河决口，徐州城南清河水一夜暴涨，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他果断抗洪救灾。情况是危急的，后来他的诗中写到：“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他一方面严禁有车马的富户逃走，防止扰乱人心；另一方面亲入武卫营请禁兵协助防洪。这就是大手笔，特别是请禁兵防洪。按宋律，太守对当地驻军是没有指挥权的。但是，他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走到禁兵首领的住处，感动了平时有些傲慢的官兵。
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苏东坡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手拄木杖，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连续数周，过家门而不入，晚上就住在城墙之上。这场大水历时七十多天，洪水退后，苏东坡又领导军民加固防水工程，修筑高台并亲自命名“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的意思。楼成之日，他率众举行盛大仪式，与民同乐，官民亲如一家。此时，他欢喜至极，写下了《九日黄楼作》，末句写道：“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锸。”
他离任徐州太守时，数千人送他出城几十里，哭成一片。此时，哭声里充满依恋，也充满厚望。百姓希望爱国亲民的好官，永远与民同乐……
四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他告别徐州踏上重游江南之路时，正是暮春时节。这时节，落花满地，使人有一种无端的伤感。苏东坡是有些伤感的，他口中吟咏：“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但是，他真的想不到，此行会惹出大祸。他赴湖州途中，按惯例写的《湖州谢表》有两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令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等四个小人跳了起来，指证苏东坡有四条罪状。这四条罪状属“言论罪”，宋神宗让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搞昏了，下旨查办苏东坡。苏东坡押到京城后，关在乌台。这就是“乌台诗案”的起因。正是这“乌台诗案”，苏东坡才被贬到黄州的。而作为追随东坡足迹，我有幸走进了黄州。之前亲近黄州，却是在梦中。
2013年11月，我与周春声局长、韩国强会长等人到湖北黄冈参加东坡文化传播活动。黄冈就是古时黄州，苏东坡与黄冈有着千丝成缕、割舍不继的关系。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在《人间绝版苏东坡》中写道：“我们所在的黄州处处都留下了苏东坡的足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还弥漫着苏东坡的气息，我们走过的街道、说出的地名、谈起的建筑都与苏东坡息息相关，我们正在建设的遗爱湖公园之‘遗爱’也来源于苏东坡的作品。”是的，走进黄州你会处处体会到苏东坡的气息和魅力；你会真正理解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的：“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
苏东坡贬到黄州的官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虽有所谓的官职，但实为犯人。他是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就在九州上下欢度新春佳节之际，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携长子苏迈，凄凉地离开京城前往黄州的。二月一日，抵达黄州，那时他已四十五岁。就在黄州，他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这四年来的时间，以刘雪荣先生的话来说，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情、激情创作。就这四件事，让他的艺术上了顶峰，也使“东坡”之号流芳千古。
苏轼贬到黄州后，原先寓居定惠院。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因家眷抵达黄州，人多难以安身，不得不迁居临皋亭。临皋亭位于黄州城外，古名回车院，是朝廷命官巡视黄州的驿馆。在当地苏学专家王琳祥的陪同下，我和韩国强会长寻访了临皋亭遗迹。临皋亭遗迹现在黄冈中学初中部的校园里，根据王琳祥先生的介绍，长江改道之前，临皋亭离江边不远，坐在临皋亭里，可以看到长江之水。
对于苏轼来说，有了全家栖身之所，哪怕只是个简陋的江边驿站，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在《迁居临皋亭》中写到：“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表现他安居后内心的安稳感。他在《临皋闲题》写到：“临皋亭下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表现他虽然寓居临皋亭，但依然能喝到故乡之水的喜悦之情。他寓居临皋亭还纳王朝云为妾，七夕之夜携王朝云登上黄州南朝天门楼上，还即兴口占两首《菩萨蛮》词。“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示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这是其中一首，寄托他与王朝云的情义之真切。
虽然苏东坡心里得到一时的安稳和喜悦，但他平心静气时，会觉得无限江山并不能消磨心中的怅惘；眼前的快乐，并没有冲淡“乌台诗案”的乌烟瘴气。他在《迁居临皋亭》一诗中写道：“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正因为这样，他心中充满愤慨和激情，写下了光照千载的传世作品“一帖二赋”-----《寒食帖》、《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我们还寻访定惠院、天庆观、雪堂等遗迹，然后再寻访东坡遗迹。现在苏轼当年躬耕之地东坡，已高楼林立，是黄冈市一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和一些居民的住宅。虽然有王琳祥先生的指引下，但我们也很难看出东坡的任何遗迹。只有按书本的描述和王琳祥先生的现场介绍来发挥想象，并作一些思考。
可以说，苏轼谪居黄州的前两年，是他人生旅途最困苦的时期，即使是后来被贬到儋州时也没有这么困苦。当时，由于没有俸薪，家口太多，生活没有来源，而面临饥寒交迫的窘境。他的老朋友黄州通判马正卿在关键时刻，为他指出了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就是自食其力、耕种养家。
苏轼躬耕的地方是故营地，位于黄州城中，因其西高东低，黄州人素以“东坡”称之。陆游的《入蜀记》中说：“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垅，颇高。”这里描述的就是黄州“东坡”。
从实际上来说，苏轼躬耕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而我认为，苏轼躬耕寻找的是一种思想的寄托。苏轼晚年，写了大量的《和陶诗》，有仿效陶渊明的意思。其实，他在青壮年时，对陶渊明已很崇敬。所以在黄州时的躬耕，也是学陶渊明躬耕田亩。当时，他曾写信给王定国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小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陶靖节’，如何？”
陶靖节即陶渊明。陶渊明死后，他的友人私谥以“靖节”，因此后来人称陶渊明为“靖节先生”。而当时，苏轼在困境中，除了仿效陶渊明外，也想到情性乐观的白居易。苏轼喜欢白居易的诗，也认为白居易忠厚好施、刚直尽言的个性与自己的性格相似。白居易写过《东坡种花》诗二首，后来在《步东坡》诗中写到：“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认为白居易种花树的“东坡”与现在自己耕种的“东坡”，是机缘巧合。因此，放弃“鏖糟陂陶靖节”的称号，决定自号“东坡居士”。我记得苏轼在开拓东坡的那段时间，写了八首关于自己躬耕田亩的诗。他将其归纳，定名为《东坡八首》。寻访东坡遗迹之时，我们一起断断续续吟咏《东坡八首》中的诗句，一起体会苏轼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豁达大度的心态。“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这是《东坡八首》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我一直熟记这句！
这次黄州之行，对我来说收获很大，感悟到苏东坡豁达大度、超凡脱俗的心态和在困境中勇于开创事业的精神。王琳祥《苏东坡谪居黄州》中写到：“黄州谪居，是苏东坡建立‘平生功业’的第一站，其实践过程的意义就在于开创了文人学子在困顿中建立自己独特的‘功业’之路。”是的，苏东坡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建功立业”之路，而面对自己的“创业”际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随缘而适”、“托物寄情”，然后“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的洒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种洒脱需要智慧，需要品质。
五
苏东坡在黄州生活了五年。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手札量移苏东坡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也许是宋神宗良心发作，念及苏东坡的盛名和才干，把他安置靠京城近一点的地方。但也据说，宋神宗出于无奈，因为他想把苏东坡招回京城为官，但一直受到宰相王珪等人的阻挠。这个“据说”，也有记载。《宋史苏轼传》写到：“三年，神宗有意复用，辄为当路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
宋神宗驾崩，小皇帝哲宗只有十岁，高太后摄政。高太后对苏东坡是有好感的，她知道仁宗赵祯、神宗赵琐两位皇帝非常赏识苏东坡。当年殿试时，仁宗考苏轼和苏辙的“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苏东坡的诗文，《宋史＆#8226；苏轼列传》记载：“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高太后先下旨任命苏东坡知登州（山东蓬莱）军州事，掌军政大权；五天后，又升苏东坡为礼部郎中；刚到京城，又升为中书舍人，在宰相手下干活；半年后，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的工作，官服三品。这样的升迁是快了一点，招来了种种的议论和攻击，很多人都认为他一定会接年迈的司马光做宰相。这不得了，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朝庭里，他几乎是众箭之下。
元祐四年（1089年），好心的高太后，外放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这是苏东坡第二次到“人间天堂”杭州为官了。熙宁四年（1071），苏东坡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自求外放，到杭州任通判，一直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调离。通判是副职，相当于副市长；太守是正职，相当于市长。
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任职，虽然有贬谪的味道，但他一到杭州，就情不自禁地陶醉在湖光山色中。表兄文同提醒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他都不当回事了。他流连忘返于西湖的美景：“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除了游湖，他还观潮、赏月、品花。层出不穷的游宴活动中，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篇，也留下很多浪漫的故事。当然，他作为通判是尽职的。王水照、崔铭的《苏轼传》中写到：“杭州三年，苏轼本着一名正直的封建官员的良心和他所独具的广博深厚的仁爱之情，尽心尽力，为民造福。”
他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应该说是委以重任，而他更加尽心尽力为民造福，因此他赢得了政声。刘小川先生《苏轼叙述一种》写到：“杭州一年半，他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筑苏堤，设‘安乐坊’治病救人，惩治有官方背景的黑帮头目颜氏兄弟……在临安（杭州）的地方志上写下了重重的几笔。”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写到：“苏轼上任不到一年，战饥荒，驱疾疫，蔬浚两河，整治六井，雷厉风行，政绩卓越，赢得了杭州百姓一致的爱戴与信赖。他们深信，有这位脚踏实地、急民之所急的知州作主，再艰难的事情也是可以办到的。”
我多次游览杭州，深深地感受到苏东坡对杭州的影响。濒临西湖边两条最繁华的街道，一条叫“东坡路”，另一条叫“学士路”。沿着南山路南行，经过“柳浪闻莺”不远是“学士港”。港湾上有一座开闭式木桥，这就是有名的“学士桥”。桥旁有一间两层楼的饭店，称“学士居”。通过“学士桥”便到了“学士公园”。这些充分表现了杭州人对苏东坡的怀念之情。
有人说，杭州人感念苏东坡，在于他给西湖的山水赋予了灵性，留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还在于他给西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苏堤春晓”。我每次游览西湖，都会漫步苏堤领略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美景；面对波光潋影，明媚秀丽的西湖，我都会由衷地吟咏：“淡妆浓抹总相宜”。当然，我更多的是，赞叹苏东坡对国家与民众的挚爱和造福百姓的情怀。他尽管年过半百，饱经风雨，一贬再贬，但对于国家与民众的爱没有丝毫的淡漠。今天人们谈论苏东坡时，总是侧重于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重大成就而往往淡化他为政方面的闪光点。事实上，苏东坡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好官，而且政绩斐然。
我读过苏灿、张忠全的《苏轼为官之道》，它全面阐述了苏东坡为官的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廉政理念、哲学理念。从这些理念中，可以读懂苏东坡以民为本、为政清廉的为官之道。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就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说：“位之存寄乎民，民之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矣。”李锡炎先生在《苏东坡从政为官的人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中指出：“苏东坡为官施政的人格文化特征是为官以民为本，为政以廉为首，为文以真为魂。这种人格文化集中体现为政治家情怀与文学家风采的高度融合，表现出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人格文化精神，富有固本性、惠民性、多维性、修炼性特点。它对于领导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是有借鉴作用，问题是如何借鉴呢？
六
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为由，把已经59岁的苏东坡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苏东坡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样苏东坡就与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来到了惠州。他在惠州生活了四个年头。惠州我去过，但没有时间游览苏东坡的遗迹。我决定下次到惠州一定好好游览苏东坡的遗迹，特别是必须好好游览惠州西湖。一是因为苏东坡当年在惠州时喜爱游览西湖，他曾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苏轼《江月五首（并引）》）。清代黄安澜在《西湖苏迹》一书中说过：“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那时惠州西湖叫丰湖，因苏东坡而改名西湖。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二是因为苏东坡的爱妾朝云葬于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我不是为了吊唁朝云，而是想以此为点，走进苏东坡的情感世界，体会和感悟苏东坡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和时人无比崇敬的大文豪，他的另一番情怀、另一段人生经历。
苏东坡有三次感情经历，这不包括与单相思他的那位无名女郎的经历，也还没有算上一些“暗恋”他的粉丝。那位无名女郎，终生未嫁，因不能与苏东坡结缘而郁郁终了时，苏东坡在黄州写下了《卜算子.缺月挂蔬桐》。“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表现了苏东坡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也表现对这位女子的赞叹。
苏东坡十九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迎娶了王弗。虽是父母包办，但夫妻却很恩爱，过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生活。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十年后苏东坡写下了千古名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到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不是秀夫妻恩爱，也不是秀夫妻的生离死别，这是“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北宋诗人陈师道语）的情景。后来他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也是一位庄重守礼的大家闺秀，夫妻也很恩爱。但王闰之受不得风霜之苦，后来苏东坡许多颠沛流离的贬官生活都不能相伴。而能给苏东坡一直暖心的就是侍妾王朝云了。王朝云甘愿与苏东坡共度患难，不离不弃，悉心为苏东坡调理生活起居。王朝云特别善解苏东坡的心意，有一次王朝云说：“大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王朝云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惠州。没想到，来后第二年就重病亡故，那年她才34岁。她死于流行瘴毒，口诵佛经而亡。她口诵的是《金刚经》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两个夫人、一个侍妾都姓王，而且都与苏东坡恩爱不已，相依为命。王闰之与他同甘共苦二十五年后去世，时年46岁。苏东坡悲痛万分，发誓与她生同室、死同穴。王朝云的死对于苏东坡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时，他也许想通了一切，悲痛后坦然了许多。他的《悼朝云》诗中写到：“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尽管心中悲怆，但他衷心地祈愿她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仙佛的境界；而他将在余生晚境勤修佛道，应该是希望有一天能与她相会在佛国净土之上。这是一种佛学的境界，在他心中王朝云不仅是与他甘苦同当的知已，而且是晚年修心养性的诚挚道友。
纵观苏东坡的家庭，可以说是比较和美的。虽说都是患难夫妻，但恩爱相依。人们在研究苏东坡时，往往认为他能度过百般挫折的人生，是因为他有超脱尘世的人生智慧。但我认为，如果只有人生智慧是不够的，事实上和美的家庭给他温暖、给他支撑，使他在挫折和苦难中开创自己独特的辉煌。黄玉峰先生《千古风流人物》中写到：“苏东坡一生大起大落，受尽挫折和苦难，但他终于走过来了，除了他的个性旷达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有着一个和美的家庭。”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中写到：“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是的，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情感支撑，会使一个智者真正在苦难中得到超越。
七
林语堂曾说过“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著名“苏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在《永远的苏东坡》中，阐述了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苏东坡。说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综合型的知识分子精英。是的，苏东坡“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当然感悟也不全、不完、不透。但是，我还想从苏东坡的贬儋经历中再次感悟他的魅力和智慧。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苏东坡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诰命，就与家人和好友决别，然后携幼子苏过，大约七月到达儋州（昌化军）。他在惠州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这首诗传到京城，原来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政敌的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于是把他贬南荒儋州。关于这次贬谪，也许人们还会从超然自得、豁达大度、随遇而安来理解苏东坡的心态。但是，事实上这一次他有一种“视贬如归”的感觉。因此，他还没有到儋州，就写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知道，不管贬到哪，都有百姓和他一起，有百姓就有“家”；他心中已有一个信念，不管贬到哪，我都可以为百姓做事。他习惯这些，也俯视一切。以王水照、崔铭在《苏轼传》的话来说，那就是：“‘平生学道’的苏轼早已不再因境遇的穷达而心神不宁，也早已不再把自己与执政者放在对立的层面上傲然兀立，而是跳出是非恩怨的狭窄圈子，以一个了悟人生的智者的眼光与胸怀，俯视这一切。”
当时儋州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一是气候环境恶劣，《儋县志》说：“盖地极炎热，而且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莫不有毒。”二是刚到时，生活条件也很糟糕，居无所、食无肉、出无友、读无书、写无纸……但是，这些对于苏东坡来说，已不算什么了；就是“初僦官屋以庇风雨，近复遭迫逐”他也无所谓。虽然有时他也有一些伤感，也只限于给海外的亲人、好友的书信中表露一些。
儋州百姓对苏东坡是同情和爱戴的，虽然苏东坡形同罪人，但还倍加景仰，表示出极度的热情。当时儋州知府张中也不错，冒着帮助罪臣的风险，找借口用官钱并役兵为苏东坡修缮旧官舍。可惜，董必奉章惇之命察访时发现苏东坡住于官衙，就派人驱逐。后来，张中因此获罪，掉了官帽，但精神可嘉。苏东坡被从官衙驱逐出来后，在大家的帮助下，五间茅屋于绍圣五年五月建成。东坡命其名为“桄榔庵”，并作《新居诗》和《桄榔庵铭》。后来，为了教化汉黎百姓，又开设课堂。课堂就设于他的学生黎子云家，取《汉书＆#8226；杨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苏东坡命名为：载酒堂。
就这样，苏东坡就与儋州汉黎百姓一起生活了三年。这三年的“功业”，按韩国强先生《苏轼居儋功业述评》一文的概述，一是劝导民族团结；二是敷扬中原文化；三是鼓动发展生产；四是传授治病秘方；五是倡改落后勤部习俗。这好像不是一个“罪臣”的功业，而是一个圣人或“救世主”造福人间所做的事情。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中写到：“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把‘地狱’变成‘天堂’。”这三年里，苏东坡就是把儋州当作他晚年超然自得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有百姓、有朋友、有诗词、有情感……在这个“天堂”里，他可以为百姓做很多事情。
可以说，苏东坡在儋州生活三年，到后来基本上已没有“贬谪”或“退隐”的感觉了。因为他已完全与当地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他深情地吟咏：“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论析“东坡意义”时说：“东坡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也不‘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与企求解脱与舍弃。”我认为，苏东坡在儋州，不一定是“怀疑、厌倦与企求解脱与舍弃”，因为在他精神领域里有一种始终如一的爱国为民的信念。正是这样，使得他不论在任何境遇下，都忧国忧民，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而在儋州，苏东坡的爱国为民的信念，更为突出。因为，儋州是适宜贬谪的地方。儋州人正直、事非分明，但也好客、好学、不排外，与苏东坡的爱国为民的思想最为融洽。从这点上来说，是东坡教化了儋州，也是儋州成就了晚年的东坡。
著名苏学专家张志烈先生《苏轼黄州咏花诗审美解读》中说：“他那爱国爱民，求实求真，独立不惧，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成为历史上文化人倾慕的人格典型。”感悟苏东坡，自然就会倾慕苏东坡。但我们能学到苏东坡什么呢？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于静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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