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回帖中说到，在儋州人的心目中苏东坡是“文化教育的化身”，并引用儋州的一句俗语：“儋州人陋文不陋，东坡教益是源流”来说明苏东坡对儋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有些网友质疑：苏东坡对儋州的贡献是否有这么大？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必纠缠太多了。因为苏东坡对儋州文化教育的重大影响已有“公论”。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要向苏东坡学习什么？特别是学校“新课改”后，在“校本”课程开发和运用中，《苏东坡与儋州文化》已作为一个极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进入了课堂，我们不得不思考要让学生、让儋州的后代从苏东坡身上学习什么了。当然，作为课程的容量来说，能让学生对苏东坡“贬儋”后促进儋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有所理解，这已经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校教育的问题，而应当是一个社会思想意识的问题。这就需要大家认真地思考了。
我觉得，在儋州，多年来，多少代人，对苏东坡的认识总是停顿于“怀旧”性的感激苏东坡的“教化”上。这样的文化思潮，似乎使儋州的文化教育及社会意识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我在网上发的小品文《关于儋州人“陋习”的讨论》，分析了儋州人沾沾自喜于“儋州人陋文不陋”的心态，指出我们儋州人最大的“陋习”就是“不敢面对落后的实际”。这些观点，可能不被很多人接受，但我还是愿意坚持我的观点。我始终认为我们不能，总是“推崇文化”的影响来掩盖我们的“不足”；或者是因为接受了传统的文化而禁铟了我们的思想意识。比如：经济没有真正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进步，而以发展传统文化为“幌子”，大吹什么建设“文化大市”，这有必要吗？比如：我们接受了传统文化，整天“吟诗作对”，工作上没有上进，习惯于通过“诗词”、“山歌”、“二句”、“对子”来“丑化”别人，这应该吗？
我们在看到苏东坡对儋州文化教育的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在思考苏东坡对儋州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属于“贬官”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扼杀？这个问题，我没有认真思考过，但从一些现象来看，还是有道理的。我没有作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但我觉得“贬官文化”的骨子里，就有这样的东西，一是对“救世主”到来的渴望；二是自己“感觉良好”。李劼在他的《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 论世纪现象》中指出：“考察历史，无论是几千年的历史还是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一个法制严重不健全和对个人合法权益不尊重的社会里。”是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贬官”只能“观望”和“求救”了。当然，苏东坡是比较“任性”和“超脱”的，王永照、崔铭著的《苏轼传》中把他这种“任性”和“超脱”称作“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可以坦然地写他的“和陶诗”；也可以自我安慰地吟咏：“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也可以自欺欺人地说：“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他尽管能如些“超越”，也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慨。他也关注“朝野”，也“观望”曾经欣赏他的仁宗、神宗皇帝。宋仁宗不是说过“李白有苏轼之才，却没有苏轼之学”（邓立勋《苏东坡论》）吗？当年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入第，仁宗皇帝不是说过：“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王永照、崔铭著的《苏轼传》）吗？
苏东坡出生于一个极具有儒家传统的家庭，从小时起，他父母就一直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教育他们兄弟。而他自己也立志以东汉范滂为榜样，要做一个正派刚直的士人。后来科举成名，初入仕途受知于欧阳修等前辈，又承蒙仁宗、神宗皇帝赏识和恩典，因此更决心以忠君报国、救世济民为己任，以此不负朝廷与父母、师长的期望。所以儒家忧国忧民的思想，已在他的心里和身上化为真实性情，铸成忠肝义胆。邓立勋在《苏东坡论》中指出：“在几十年的坎坷颠簸的政活生涯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他决不会像王维那样‘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销尽是非心’（《咏怀》）。”正因为这样，“只要是他确信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关的大事，总是直言其弊。”（邓立勋《苏东坡论》）；正因为这样，他得罪了权臣，因而一贬又贬再三贬。他在晚年总结他的一生，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也明白自己“一生罪过，开口常是。”（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但他宁可得罪人也不改变自己的“性情”和“初衷”。
当然，在经历入仕------外放-----贬谪过程中，苏东坡对佛学思想有了不断深入的认识和改造，使他有了随缘适意、任性自然的思想行为。“他对生命的把握到了执着与超越的境地” （邓立勋《苏东坡论》）。他热爱陶渊明，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他似乎很向往“田园式”的生活了。但是他能自由自在的过着“田园式”的生活吗？韩国强先生在《东坡居儋生活初探》中，为我们归纳了苏东坡晚年在儋州生活两年多的概况，一是初僦官屋数椽以居，后遭迫逐，仅庇风雨；二是饮食百物艰难，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尽卖酒器以供衣食；三是虽云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但掩盖不住生活困厄潦做倒带来的忧伤。我们可以想象苏东坡生活的艰苦，也可以体会到他在思想感情上的痛苦。我们能十分地相信，这时苏东坡已愿意“归老田园”、“老死南荒不悔”吗？这时，我们可以断言苏东坡正直之心依旧，忧国忧民的思想还在。只不过当时无可奈何了。居儋两年多，他和黎民百姓一起生活，教化陋习，兴办学堂，又充分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和面对现实坦然心境的人生态度。
元符三年二月，苏东坡因微宗即位大赦天下而量移廉州。这时，“苏门四学士”也都纷纷获诏，或内迁，或重被起用。离开荒蛮的海岛，重新踏上中原大地，苏东坡是无比兴奋的。他一路春风，带着病痛，寻朋会友。这时，苏东坡即将入相的传闻已在广为传播。他赴常州时，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前行，争睹这位伟人的风采。可惜他重病在身，只好心境恬淡了。他在《次韵郑介夫》中写道：“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我对“苏学”没有很多的研究，不能真正地从本质上对苏东坡与儋州文化现象的问题作更理性的分析。但从以上的分析来说，可以明白地看到，苏东坡的人生经历里，在思想行为上有前期的正直、敢于直言其弊，也有后期的超然自得、恬淡心境。当然，他始终是忧国忧民的。
我对苏东坡“贬儋”的认识是从小学时参观中和东坡书院开始，对于当时冷清萧条的东坡书院，我兴趣不高但有了一些好奇。对苏东坡“贬儋”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是因为中学时代零碎地从本地书刊中读了一些关于苏东坡“贬儋”的文章。后来读了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才从“血”从“肉”中了解苏东坡的人生。全国苏轼研究会于1987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儋州中和苏坡书院举行纪念苏轼贬儋89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作为围观人群中比较“有心”的一个，观看、思考。但当时所思考的问题在凑完热闹后已被凉爽的晚风吹得荡然无存了。晚饭后因为没有车马上回那大，和几个朋友一起漫步在中和古镇的街上，脚蹈坚硬的石块路，回味古城的风韵，才思考起苏东坡贬谪地的中和镇为什么小学还在“太婆庙”上课？为什么中学已被取消？也许从那时候产生了一定的“情结”吧？我开始思考了苏东坡对儋州文化教育影响的问题。我在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儋州人的思想理念里是极其推崇苏东坡、感激苏东坡的。这是好事，但人们在推崇和感激中，学到了苏东坡的什么精神呢？我认为，人们更多的是学到了他的“超然自得”、“恬淡心境”，而对于苏东坡正直、忧国忧民的一面似乎舍而不谈。人们学习了大学士的“超然自得”后，要么“自命清高”、要么“马屁成精”；或者“慎言自保”、或者“空口白话”。这些思想动态，对儋州的发展难道没有负面的影响吗？
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苏东坡的“超然自得”影响着我们儋州人的上进，助长了儋州人“不敢面对落后的实际”的“陋习”了。我在《关于儋州人“陋习”的讨论》一文中，已分析了苏东坡贬儋后对儋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指出了“人陋文不陋”其实就是阿Q精神的首创。难道我们现在还沾沾自喜地对我们的后代传颂“人陋文不陋”的思想吗？这和阿Q断头时大喊“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和后代所需要的一样，就是正直和面对现实。这是我们要向苏东坡学习的。正直了、面对现实了，就敢于面对“落后的实际”了。我在《关于儋州人“陋习”的讨论》一文中写到：推动儋州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必须面对现实，实实在在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要夸夸其谈，不能粉饰太平。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多干点实事，少说点“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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