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到报社去，有编辑朋友说，你在图书馆，应该很方便写东西的？言外之意是我投的稿子太少了。我答，有点懒吧……看得多了，反而不敢写了。话虽然这么说，过后却感到很惭愧，回首一下，我在图书馆任职的时间不短了，所写的无非是一些计划和总结，工作论文都写得少，更遑论什么文学作品了。检讨其中原因，要说工作忙没有时间，业余挤一挤还是有的；要说图书馆小而没有好书报，也不尽然，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所以，除了懒惰的借口外，更多的原因是自己有自卑心，以致思考不深，观点难成，肚里没货，自然写不出来。
就非常留意那些从图书馆员出身的作家、思想家，看看他们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希望能得到一些启示。
耳熟能详的是我们的开国功勋毛泽东主席，当年他曾经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过阅览室的管理员，很方便地接触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一些进步书刊，为他日后的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他在图书馆的时间很短，却是几位领袖中少有的曾在图书馆任职的人。我想以他如此好读书的一生，在他征战南北的过程中，一定曾在某些时光中美美地回忆这段不可多得的静静博览群书的经历。或者可以说，这一经历是成就他作为一个伟人、一个大思想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说到北大图书馆和毛泽东，不能不说到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长、教授李大钊先生。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庶民的胜利》等，是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正是他与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到中国来，引领出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光辉和新中国的无限风光。他的“少年中国”等思想与他不怕牺牲的英勇品行影响了很大的一批人。至于有关他在图书馆建设和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我还特意在《儋州报》写了一篇读书札记《李大钊与图书馆》，专门作了介绍。
除了近代，古人也有曾在图书馆任职的大文学家，如司马迁就是。此前未留意，有一日却又看到柏杨先生的文章，介绍司马迁为编《史记》，在皇家藏书楼工作和研读。图书馆古称藏书楼，皇家藏书楼自然相当于今日的国家图书馆。今日的国家图书馆人才济济，作家、文学家有的是，如此想来，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成为大文学家、编著出文学性与历史性兼具的千古绝唱《史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日，又发现了一个大作家也出身于图书馆，这是瑞典的一个作家，名叫斯特林堡（1849.1.22~1912.5.14）。说起斯特林堡，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毕竟这是在远离我们几万公里之外的瑞典，而且是一、二个世纪以前的人物。然而看过他的长篇小说《红房间》中译本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是一名在瑞典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作品影响了瑞典整整一代人，在当时获得了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在这书之末有关于他的生平介绍，说到他大学毕业后于1874年曾经到瑞典皇家图书馆任一名助理馆员，与我今天的职称是一样的。这个职位在当时“是一个体面的职位，俸给虽然不厚，但……所得差堪维持生活。”此间，他和中国还发生了一段文字姻缘。原因是馆内有一批中文稿本，无人编目，有人为难他，故意让他来编。他却出人意料地学好中文，编好了馆内中文目录，还进而研究了中瑞两国典籍中彼此有关对方的记载，晚年还写出《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书。这或许也是我乐于以他为例的原因之一吧。事实上，在读到以上这段故事时，我如中了足球彩票头奖一样,又惊又喜，快乐无比。
发现了这么些与图书馆有千丝万缕的人物，渐渐地就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图书馆乃一个能使人静心读书、做学术出作品形成思想的地方。虽然自己所供职的是一间小小的普通的中学图书馆，却不必为之的“小”而自卑，因为这里边照样有“大”的风光，只是看你能不能静下心来，有没有信心将它们挖掘出来。今时今日，我应该更努力地向古今中外的大师学习，充分利用在图书馆任职的机会，博览群书，埋头苦干；我应该更敢于写、乐于写、勤奋地写，以作品说话，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副其实的青年作家，而不是浪得虚名。这样才能对得起报社编辑和朋友们的厚望，也只有这样，当自己以后回忆起在图书馆的人生经历时,才会无怨无悔。
有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什么时候我能在图书馆员与作家、思想家之间架一道桥梁，摘得文学星空上的月亮呢？好自为之吧，小李。
02．4．24
于儋州那大中学不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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