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粽子飘香，龙舟竞发，此时人们会怀念投江自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想起屈原，我的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景象：在洞庭湖畔湘江之滨，一位清癯的老人正对着浩瀚的宇宙高声吟唱，仿佛这人世间容纳不下他那无比的愤怒和幽怨。“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一路吟唱而来，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中。
想起屈原，我总是想，屈原不必自尽，他可以委曲求全，以待东山再起。可是，极度愤怒和悲伤的诗人，绝望了。“党人”误国、怀王昏乱、国不将国，爱国忧民的他能不愤怒和悲伤吗？怀王疏远、群人贪鄙、学生变节、自身流放、楚国衰弱、民族灾难、百姓流亡，对民族和国家忠贞不渝的他能不绝望吗？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他，他不可能有一个与之倾诉的知音。他只能去找楚国的始祖高阳氏，去找已成为天帝的舜，去找各方神祗一诉衷肠了。
他也有春风得意的时候。据《史记》记载，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他任过左徒之职。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高级官员，相当于上大夫，可以掌内政外交。他任过三闾大夫之职，掌王族三姓，还兼王室宗族的长官，负责修撰族谱和王族子弟的教育。他生活在楚国最强盛的时期，因而他对楚国对楚王都抱有极大的期望。他希望楚国“乘骐骥以驰骋”（《离骚》），而自己“导夫先路”（《离骚》）。他还希望“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而日 ”（《惜往日》）。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带着实现“美政”的理想去奋斗，“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多么远大的理想啊！但是，他不断地看到国家“路幽昧以险隘”，“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科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的悲凉情景。他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了。报国无门，又遭到群小排斥与打击，被流放江南。屈原面对国难当头又被流放的景况，满腔悲愤。这种悲愤不仅是情牵个人的命运，而是情牵整个民族的命运。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他写下了如火山爆发似的不朽诗篇-----《离骚》。
屈原被流放江南，并没有后来宋朝的苏东坡流放（贬谪）到南荒的环境恶劣。苏东坡三次被贬，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们同是诗人，但为人处世的作风不同了。屈原愤慨还是愤慨，而苏东坡达观又洒脱了。苏东坡自小“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少年得志，可惜“一生罪过，开口常是”（王明清〈挥麈后录〉），文祸缠身，一贬再贬。但是，他的思想意识里佛教的成份很重，他可以看开一切，以陶渊明为榜样，乐归田园，晚年以“和陶诗”为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做一个忘情于世，寄心及隐，悠哉游哉的诗人。苏东坡学陶渊明的归于田园，但也没有忘情于世而悠哉游哉。他依然过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东坡〈水调歌头〉），情牵汉黎百姓。
真想悲愤中的屈原能有苏东坡一样的达观和洒脱。但莫大于心死，诗人愿以死来表白自己的心志，我们只能在几千年后叹息了。当然，有了这样的达观和洒脱，历史的悲剧就没有这么精彩。但是，有谁会热衷观赏精彩的悲剧呢？
其实，即使屈原没有苏东坡一样的达观和洒脱，也可以不投江自尽。他所生活的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们忠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信念比较淡化。孔子、孟子等名士就曾周游列国，寻找实现自我理想的良机。与屈原同时代的苏秦、张仪之流更是朝秦暮楚。那时不得到重用的屈原，如果离开楚国，一定会有一片新天地。可是，他“宁赴江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这就是屈原的精神了，这就是他光辉峻洁的人格了。
怀念屈原，为他悲剧的命运叹息，感悟他忧国忧民的精神，体会他光辉峻洁的人格。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下下而求索。” 屈原作为一个宗族感、民族感、家国感都极强的政治家和诗人，求索的无非是民族和国家的兴盛。我们求索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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